君王，还有那些正人君子，哪一个愿意承认自己的本性是恶的呢？君王和君子一看到荀子这个观点，都会把鼻子气歪了。
宋代理学家程颢就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
荀子的一句性恶，就失去了大本。程颢说的“大本”是什么？不就是孔孟之道吗？不就是孟子的人性善吗？
因为荀子提出人性恶的一个观点，就否定了他的一切，可见那些正人君子对荀子痛恨之强烈。
有人说，孟子是道德教化，荀子是道德批判，这话有道理。孟子讲人性善，谁都爱听。荀子讲人性恶，惹得人心烦。
一个“明于天人之分”，一个“人之性恶”，使得历代的君王和君子都要贬低荀子，排斥荀子。
可是，在老百姓看来，荀子讲的是真话。哪一个人从娘肚子里出来不是一样的？有什么高低之分？荀子这种人生之初的平等观，本来很明了，很正确，却成了荀子被责骂两千多年的一个内因。
第三，反对荀子者把荀子弟子韩非、李斯的账也算到荀子头上。
韩非和李斯虽然都是荀子的学生，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思想归属都不是儒家，而属于法家。
韩非将他之前的法家思想，包括法、术、势三种理论综合起来，形成了一套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系统理论。他主张极端的独裁统治，严格禁止其他学派思想的存在。
韩非的统治术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接受，成为实行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由于韩非的理论过于尖刻露骨，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表面上推崇孔孟之道，只在暗中使用韩非的独裁统治术。这就是所谓的“阳儒阴法”。
韩非之所以没有延续他老师荀子的儒家理论，而走向法家，是有其自身原因的。
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他在韩国的王宫里亲眼目睹和亲自经受了王公贵族之间尔虞我诈的各种伎俩，并且眼看着韩国在这种内斗之中，君权削弱，朝政混乱，使得韩国既贫穷又衰弱，屡屡遭受强国的欺凌。
在痛苦的经历当中，作为一个爱国者，韩非感到韩国要想强盛，就必须有一位有权威的君王。而要做一个有权威的让臣子俯首帖耳听命的君王，就必须有智慧、有手段、有能力。韩非用心研究君王的统治术，想给韩国君王提供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办法。他终于在历代法家的学问当中找到了，这种手段和能力就是法治。韩非将历代法家的理论综合起来，要君王将法、术、势三种手段并用。
韩非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①韩非说的“气力”，除了对外能够运用强大军事力量，对内具有大量的物质财富之外，重要的就是“法”的强制力，以及统治者的“权力”和“权术”。
韩非为了帮助韩国的君王树立权威，他无数次将他的研究成果当面呈献给韩国的君王，可是，韩王不愿意听从。
韩非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为了自己的国家能够强盛，不管韩王高兴不高兴，仍然坚持继续给韩王提建议，并且还把他的意见写成文章，连续不断地上书韩王。在韩非著的《韩非子》这本书里，许多篇就是韩非写给韩王的上书。
韩非是一个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又非常执着地倡导法治的人。他痛恨韩国朝廷中的腐朽庸俗之风。对那些不修明法治、不任用贤才、不奖励耕战、结党营私、买官卖官的行为，非常愤慨。所以，在他明白自己不能说服韩王的时候，他便写出了《孤愤》《五蠹》等文章。
韩非的这些文章，既是计对韩国的时弊，又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既表现出了韩非自己心中的无穷愤懑，又涵盖了他思虑已久的治国理想；既具有丰富深厚的哲理，又具有绚丽多姿的文采。
韩非和荀子虽然是师徒关系，可是人生的经历不同，所处的地位不同，所选择的道路自然也就不同。
荀子想的是天下大一统；韩非想的是韩国强盛，不受欺凌。荀子想的是大一统之后的圣王应该如何治理国家；韩非想的是韩国的君王如何树立权威、采取措施治理好韩国，如何去应对那些整天玩弄伎俩的权臣、重臣。
韩非在急于强盛国家的思想指导下，选择了法家的治国理论，并且运用他的智慧，把在他以前所有的法家理论汇集起来，推向极致，成为一个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成为两千多年来君王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独裁统治的教师。
李斯也属于法家。他虽然杀了韩非，那是出于嫉妒。在治国思想上，他和韩非是一致的。李斯杀了韩非之后，仍然使用韩非的主张。韩非在他写的文章《和氏》里，赞扬商鞅倡导秦孝公张明法令，焚烧诗书。李斯实行焚书坑儒，实行的就是韩非的治国道路。所以，也不应该把李斯焚书坑儒的责任算在李斯的老师荀子的身上。
韩非既然是荀子的学生，在韩非的理论当中吸取了荀子的性恶论思想、唯物主义思想，这很正常。但是，荀子的理论和韩非的理论在本质上绝不能相提并论。
学生和老师分道扬镳，这是常有的事。正如亚里士多德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与老师在重大问题上面有分歧。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师从敬仰的大师，分属不同学派，这是一种常态。把韩非和李斯的问题加在他们的老师荀子的身上，是不对的。
总之，荀子虽然是儒学大师，虽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巨大的贡献，但因为其理论观点不合乎统治者的口味，千百年来一直遭受批判。在孔庙里面没有他的位置，他的著作也不让学生学习。所以，荀子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地位也就很难和孔子、孟子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