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怎么想到延安去啊？”

“他们觉得，我们山河市、黄长省没有什么好玩的。高飞飞一直想带着共青团员们，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看一看，这次他们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玩，高飞飞就想到了延安。高飞飞一说，庹石柱自然就满口答应了。”王主任说。

“延安，古称肤施、高奴、延州，约3万年开始有人活动，延安之名始见于隋朝。延安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相传人类始祖黄帝曾居住在这一带，黄帝陵庙、黄河壶口瀑布、黄土风情文化、革命圣地享誉中外。”王主任说。

“虽然自先秦以来，延安开始出现在历史典迹中，但真正让延安盛名远扬的，是从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的13年，毛泽东和他的团队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谱写了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历史篇章。”王主任说。

“我去过延安，回望历史，红一方面是军1934年10月从中央苏区出发时大约有8.6万人，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只有约7000人，加上刘志丹的约3000人，徐海东从大别山带来的约3000人，只有约1.3万人。”王主任说。

“加上后来陆续到达的红二方面军约1.1万人，红四方面军约1.4万人，总共约有3万多人。即便加上后来改编的新四军约1.03万人，也不到5万人。我当时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不到5万人的队伍，能不断发展壮大，仅用了15年的时间，就拥有一个全新的中国？”王主任说。

“但高飞飞和庹石柱没有这么想，他们主要是是以游客的身份，在这里来看一看，听一听讲解。”王主任说。

“他们到延安是怎么旅行的呢？”我问。

“他们走进了延安革命纪念馆，走进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八路军总部旧址王家坪，倾听了地道的陕北民歌，观看了安塞腰鼓表演，爬上了清凉山，俯瞰延河水滋润着的延安城。”王主任说。

“入夜，他们沿延河漫步。沿河两岸车水马龙，流光溢彩。始建于唐朝的宝塔昂然挺立，熠熠生辉，各种激光在宝塔山流动，流动出各种鲜活的画面。凤凰山上，由灯光组合成的长城蜿蜒向上，直上云霄。置身其中，他们仿佛走进了梦幻、童话世界。心里也生出了激动来。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啊！”王主任说。

“他们走进了延安圣地大剧院，观看了中国首部大型红色历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眼含热泪向那个还不太遥远的年代致敬！他们走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继续回望那个时代。”王主任说。

“他们走进了凤凰山麓、杨家岭、枣园，仔细观看了毛泽东等人工作和住居的窑洞，十分简陋。他们只是边看边问，没有我想的那么多。”王主任说。

“你想到了什么啊？”我问。

“我想起了另一个团队的负责人蒋介石，我曾去过南京的总统府、浙江奉化溪口蒋氏老家、庐山的美庐以及西安事变发生地临潼华清池，在与毛泽东在延安差不多的时间里，蒋介石的住地与毛泽东是天壤之别。”王主任说。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毛泽东在延安的四个住地，我没有看见或者发现一个地方含有带自来水的卫生间，而蒋氏，带自来水的卫生间必不可少，还有那个时代的希罕物，坐式马桶也不可或缺。”王主任说。

“当然，胜败不是以住地好坏为标准的。我曾经以为，中共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是中共胜利的主要原因。可1937年7月，蒋介石也同样举着这面旗帜。”王主任说。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日宣言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王主任说。

“那你觉得，中共胜利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问。

“这让我想到了政党的主义，国民党有三民主义，共产党有共产主义。从字面来讲，无论实现如否，共产主义肯定比三民主义好理解些，但要说这是共产党胜利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似乎让人感觉不踏实。”王主任说。

“我像高飞飞和庹石柱一样，走近为人民服务演讲台。我跟他们不一样的是，我望着张思徳背负着木炭的雕像久久地沉思。延安不仅有为人民服务精神，还有白求恩精神，愚公移山精神，还有抗大、整风、南泥湾、延安县、劳模等精神。”王主任说。

“这些原生态的精神，又被后人总结、提炼、升华为延安精神，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王主任说。

“难道廷安精神是胜利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我当时曾经不断地问过我自己，也在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王主任说。

“你的结论呢？”我问。

“你别急，听我慢慢说。”王主任说。

“那你慢慢说吧。”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