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在大明的其他地界，官府要占地，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在张家庄及其周边，那就不好使了。这地界往东是一个大型的码头，比登州码头都大不少，一条轨道链接，交通极为便利。加之商业发展在整个大明都是顶尖的地界，说是寸土寸金都不为过。官府要占地，民间的士绅和百姓自然坚决反对。究其原因，大家都是靠着张家庄吃饭的，你要是闭口不言，走在路上都得被人吐口水，骂你一声“白眼狼”。

当今大明官场，有两个地方看做最不合适做官的地方，一个是辽东，一个是登州。不是说出不出政绩的问题，这两个地方做官只要安分守己，不贪不腐，政绩绝对是能拿到厚厚的一叠。问题是大明的官员，上任之后岂有不刮地皮的？青天高三尺，这话不是白说的。

在辽东搞贪腐，那基本跟找死没区别，老百姓手里有枪，不堪受辱打官员的黑枪，这种事情发生过几次之后，朝廷根本就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下旨收缴枪支么？辽东军方要搭理你才行，朱由检在的时候都不碰这个问题，难道他不明白其中的原因？陈燮打下大员、南洋，朱由检都不提派官员的事情，所有地方官都是陈燮决定的。

登州那个地方，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模式，地方士绅都经商，手里有的是钱，为了不被官府当肥猪来宰，民间士绅商人勾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地下的政府。有什么事情，大家凑一起商量解决，化解矛盾，一旦官府搜刮，联手抵抗。这还是陈燮调走之后的事情了，在此之前地方官员哪有这个胆子打刮地皮的主意。

再者登州是陈燮的发家地，任何一个官员到了那里，都会考虑这个问题。除非陈燮死了，不然换谁当皇帝，谁去做地方官，都奈何不得那些“不服王化”的刁民。

从崇祯到建新，这么些年，没少言官拿这个说话，但是陈燮巍然不动。很自然的就会影响到周边，就算陈燮的军事力量退出了山东，登州的地方联保体系还在，官府动粗的也占不到便宜，更不要说本乡本土的衙役，谁会给官老爷真的卖命？

张登高的举动和陈燮的态度，在座的诸位再看不出来的是谁，那就是真的傻了。

现场安静了下来，众人小心翼翼的尽量靠近一点，围着陈燮说起了话来。钱文达已经呆住了，反应过来已经被人挡在后面，根本上不了前。

“报纸上说，有官员弹劾辽东、登州、大员、南洋等地不服王化，你们都有什么看法？”陈燮笑眯眯的问这些教员，这个事情很重要，他们要是“三观不正”（不符合陈燮的要求），教出来的学生将来就是陈燮的反对者。树立正确的三观，必须从小抓起啊。

这问题还真的没人敢胡乱回答，最后还是张登高壮胆道：“回东家老爷，小的以为，这些都是一派胡言。大明百姓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青天的身上，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说这种话的人，要是在登州城里，一准被人当街围殴打死。”

陈燮听了陡然把笑容收起来，意外的严肃道：“打死人是犯法的，这可不行啊。”突然严肃起来的陈燮，把大家都吓的脖子一缩，下意识的都往后稍稍退步。但闻陈燮又道：“不管任何人，说任何话，都是他的自由。咱不能不让人说话啊，就算这个人十恶不赦，也不能剥夺他说话的自由。如果他的说的话造成了对国家和他人的伤害，自然有国法自裁他。你们都是教员，将来要告诉你们的学生，要懂法，要守法，因为法律是一个国家秩序文明的最后保证。为什么说乱世人不如犬？就是因为秩序不再由法律来决定，而是操于强权者之手。一个人的性命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最基本的权利被人随意剥夺，施暴者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的原因，不就是因为法律失去了作用么？”

陈燮说的这些，在别的地方可以被判定为大逆不道了。大明从来就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一个县令可以轻松的让普通小民家破人亡。就算你有冤屈，因为渠道不畅通，也无处伸冤。当然这个时代的整个世界差不多都这样，普通百姓接受教育的机会太少，朱元璋搞的一套制度，就是为了把百姓绑在土地上，绑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目的是方便管理。

有的学者认为，大明到了崇祯年，已经到了一个社会面临变革的关键阶段。如果没有满清的存在，可能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当然这是假设，假设历史毫无意义。后人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去假设历史，而是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问题是，真正对历史有兴趣又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后人很少，就算吸取了教训，也很难摆脱自身利益和集团利益的束缚。所以，大明王朝跟之前的朝代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的历史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不断兴替的轮回。

拥有一个现代人思维的陈燮，当然会认为法治才是国泰民安的基础。(未完待续……)R1292